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促進平臺經濟創新發展，健全平臺經濟常態化監管制度。這是對包括交通運輸領域在內的平臺經濟發展和監管提出的重要要求。在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健全交通運輸平臺經濟常態化監管制度，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主動實施改革有力促進了平臺經濟發展
        以網約車、共享單車、網絡貨運等為代表的平臺經濟，是我國交通運輸領域的重要市場力量，不僅為擴大交通運輸需求提供了新空間，也為就業創業提供了新渠道。以浙江省杭州市為例，該市過去僅有巡游出租汽車時，日均訂單為50萬單，現在日均網約車訂單即達到100萬單以上。在促進就業方面，2016年網約車合法化進程啟動后，時至今年6月已有712.6萬人考取了網約車駕駛員證，是巡游出租汽車領域約270萬從業者的2.6倍。
        此外，交通運輸平臺經濟創新發展對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先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也有重要意義，如自動駕駛作為人工智能的優先落地場景，已經成為國際科技競爭的重要節點。
        不過，如何把握交通運輸平臺經濟發展規律，進一步加以合理規范和引導，一直是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監管難題。 面對交通運輸平臺經濟的監管難題與治理挑戰，我國各級政府、行業主管部門積極面對、主動改革，取得諸多進展，可以說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中國方案。面對網約車平臺經濟創新發展引發的新舊業態沖突問題，我國經過反復論證、公開討論、廣泛征求意見后，于2016年出臺了深化出租汽車行業改革頂層方案，統籌巡游出租汽車改革與網約車平臺經濟規范發展，有效破解了諸多域外國家與地區時至今日仍難以破解的這一世界性難題，并已取得明顯成效。與此同時，在交通運輸部牽頭下，多部門聯合出臺了網約車管理辦法，正式啟動了我國網約車合法化進程。
        在共享單車風行之初，行業主管部門秉持“審慎包容、多元共治”原則，聯合10部門出臺“鼓勵與規范”共享單車的政策文件，促成了世界范圍內市場化綠色出行業態的典范。同時，行業主管部門在出臺相關政策時，并沒有嚴格禁止當時尚存諸多問題的共享電單車業態，為各地因地制宜發展共享電單車預留了一定空間。
        在網絡貨運領域，行業主管部門從早年的無車承運人試點，調整為網絡貨運管理辦法，為該類業態根據市場需求與自身定位合理化發展留下較大空間，也為滿幫、貨拉拉等網絡貨運企業的成長提供了最大支持。
       積極深化改革更好保障平臺經濟行穩致遠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在部署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任務時，強調要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在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統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據、及時把改革成果上升為法律制度。在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進一步健全交通運輸平臺經濟常態化監管制度，筆者提出三方面建議：
       一是進一步鞏固改革成果。目前，網約車平臺經濟的最高立法為2016年多部門聯合出臺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2022年11月30日最新修訂），其法律位階為部門規章，在行政法規層面的道路運輸條例修訂過程中，有必要將現有部門規章中的網約車平臺、車輛、駕駛員的重要許可上升為法規規定，同時針對網約車業務線上、線下分工的現實，進一步科學設定締約承運人、實際承運人的網約車平臺許可制度，有效處理當下我國部分流量平臺實際從事網約車業務的難題，并在此基礎上統籌考慮網絡貨運經營者的許可準入制度。
       二是統籌推進重大改革。自動駕駛作為新質生產力的重要代表，在交通運輸領域的應用勢在必行。交通運輸部于2023年年底出臺了《自動駕駛汽車運輸安全服務指南（試行）》，明確在現行法律法規框架下使用自動駕駛汽車從事運輸經營活動的基本要求，及時發揮引導自動駕駛運輸服務健康有序發展的作用。不過，自動駕駛在交通運輸領域的應用以及各種社會生活場景的應用，對現有交通運輸行業及汽車產業的影響重大，有必要堅持系統理念，統籌好經濟和社會、效率和公平、發展和安全等重大關系，科學處理地方立法創新引領與中央立法統一規范之間關系，積極推動地方通過立法創新引領自動駕駛道路運輸應用，待時機成熟時納入國家層面的道路運輸立法中。
       三是發揮好“龍頭法”作用。我國交通運輸領域一直缺乏基本法層面的法律引領。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交通強國建設綱要》，強調法治引領，完善綜合交通法規體系，推動重點領域法律法規的制定修訂。2022年、2023年，交通運輸部立法計劃均將交通運輸法立法工作列為首要任務。《國務院2024年度立法工作計劃》首度將交通運輸法草案納入“預備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凸顯其在綜合交通法規體系中基本法的重要地位。交通運輸平臺經濟已經成為我國交通運輸領域的重要市場化力量，特別是其”一點接入、全網通行“特性，不僅對交通運輸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具有重要推動作用，也存在與現有地域管轄制度的較大沖突，因此，有必要在交通運輸法及相關立法過程中，推進相應的中央與地方管理事權調整。與此同時，交通運輸平臺經濟的創新發展，對現有交通運輸體系的影響日漸增大，如何準確把握其于綜合交通運輸體系中的定位，科學協調其與相關交通運輸業態的關系，也是當務之急。因此，有必要通過交通運輸法的立法，準確界定其權利與義務，從而在基本法層面上明確其法律地位。